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黄秀芳撰写的“避暑山庄，给长城画句号”这篇文章，曾于2003年第12期在《中国国家地理》上刊发过。今天，我们之所以在“承德·地理”版块上转发，是因为该篇文章视角独特，把避暑山庄定位到给长城史画了句号。

　　　
　　古北口是北京的北部边防，古北口上巍峨的长城护卫着北京以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古北口外，穿过承德滦河流域以及木兰围场所在的山脉，是茫茫草原。从此向北是内蒙古东部、东北、漠北、沙俄远东等一系列地方。华北与塞北，就在这片区域之间进退。和平年代，它是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交通往来的一条要道；战争年代，它就是兵家必争必控之地。历史上许多决定政权更替崐的战役，都与攻克、占领古北口有关。面对历史这面明镜，康熙自然不会无视这条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但是自有长城以来，它何曾阻挡得了外敌入侵？所以康熙一反历史作法，不修长城，而是建立供避暑之用的行宫，设置“习武绥远”的木兰围场，与蒙古王公纵横驰骋，谈笑风间。正是一人临塞北，万里息边烽。

　 ＮＯ１： 一座避暑山庄，有半部清代史之重，而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它为长城史画了一个大句号。

一人临塞北　万里息边烽

　　清朝塞外行宫的设立，可以追溯到大清入关后的顺治七年（1650年）。因为难耐夏日酷暑，摄政王多尔衮面谕皇上，请求仿辽金元，在塞外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因避暑而两地移住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狩猎民族的习俗。于是第二年，顺治和多尔衮便驻跸喀喇河屯（今承德滦河镇），并决定在此修建行宫。不料当年11月，因多尔衮暴死喀喇河屯，行宫停建，直至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才复又重建。只是此时康熙重建喀喇河屯行宫的用意已不仅仅是避暑了，更多的是为了行围与北巡。

　　众所周知，满族是一个崇尚骑射的民族，并以弓矢定天下。为了保持这一传统，方法之一就是射猪，因为射猪即演武。康熙皇帝玄烨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围者，从他登上皇位第4年后的43年里，无论巡幸、行兵、谒陵，所到之处，凡有条件，都要行围射猪，而与行围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北巡，即北上安抚、团结塞外的蒙古各部落以共同抵御沙俄的入侵。据统计，从康熙第一次出塞外北巡的1677年至1722年他去世的46年间，共北巡塞外56次！而为了对蒙古实行“慑之以兵威”——行围，“怀之以德”——北巡政策更好的实施，修建塞外行宫就非常必要了。

　　1677年9月，康熙皇帝玄烨出塞巡视沿边内外。他从喜峰口出去，经平泉县抵达喀喇河屯，在滦河右岸肇建了塞外第一座行宫——喀喇河屯行宫，使清廷塞外巡幸时的政治活动得以展开。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叛乱彻底解决，玄烨第二次北巡，在这一次北巡的过程中，他亲自查勘地形，在原属内蒙古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内划定木兰围场（今承德围场县），并建立了每岁行围制，名曰“秋狝”。

　　汪灏在《随銮纪恩》中，曾生动地描写了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围猎时与蒙古贵族们的关系：陪同随围的蒙古贵族们“世受国恩，各抒忠悃，每岁如家人事其主，而皇上遥临塞外，亦如游内府苑囿，推心置腹，只左右亲随十余人。”有了这样融洽无间的关系，边防岂能不安？所以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5月，当守卫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奏请修筑古北口一带长城时，康熙批道“未谙事宜”。因为“帝王治王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

ＮＯ２：从坝上高原直至长城线上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森林茂密，山体葱郁。

　　如何一样垂杨树，关内青青关外黄

　　如果说避暑山庄的建立只具有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也不尽然。避暑山庄还是一个避暑胜地。清代学者赵翼在《古北口》一诗中曾对古北口内外的景致作过一番描绘：“设险人增一堵墙，天公寒燠岂分疆？如何一样垂杨树，关内青青关外黄。”读到这样的诗句，口内口外的气候差异立刻跃然眼前。时隔百年，当暑热正酣时我们穿行于当年清帝们驻跸的山庄，关外的凉爽虽多少被全球气候变暖的大势所趋同，但气温仍旧比北京要低1、2℃，尤其是早晚，湖边的水汽，松林中的凉风，都会让因暑热而烦躁的心凉爽几分。

　　历史上的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比现在要优越许多。丰宁、围场县以北，有自西向东绵延的阴山余脉，山的北侧是俗称“坝上”的内蒙古高原南缘。围场县的东西两边分别有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七老图山和燕山山脉绵延向南，到了承德市周围，环抱的群山忽然下降到海拔400—700米左右，而河谷平原只有300多米。于是七老图山和燕山像两道互相联结的“<”字形天然屏障，削弱了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对坝下的侵袭，又将顺滦河、潮河流域上溯的海洋性季风、温暖气流拦截于坝下，使坝下地区的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有利于植物和动物的生长与繁殖。

从坝上高原直至长城线上古北口的大面积范围内，森林茂密，山体葱郁。康熙时期承德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大约在50%—70%，直至清末，承德市周围的群山还是笼罩在一片莽莽苍苍的松涛林海里。这样的大环境使避暑山庄的气候远比北京凉爽。不仅可以避暑，还可以“避痘”，即躲避感染天花。因为清时，北京较高的积温使得天花一旦流行起来，极易致人死命，更何况满洲贵族害怕天花近乎谈虎色变。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4月，清军即将大举入关时，肃亲王豪格曾对大臣何洛会说：我未经出痘，此一出征，岂不是欲置我于死地吗？不过也难怪满族畏惧天花，因为即便是皇室死于天花的人也不在少数。顺治皇帝年仅23岁即因天花而逝。康熙有子23人，早死13个，其中就有因痘症而夭折的。同治皇帝18岁时因全身痘痈溃烂，发病37天，毒热内陷而死。而蒙古人更是害怕这种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命的痘症。因此在清朝曾有规定，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如需觐见皇帝，无须进京，赴热河（避暑山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