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老战士刘树庚：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时隔60载，已是83岁的刘树庚老人再度唱起这首《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依然铿锵有力、豪情满腔。日前，在芦台经济开发区北海镇花牛村，这位精神矍铄的志愿军老战士向记者讲述了他抗美援朝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全排30人只打剩5个

　　1950年11月，正在宁夏执行剿匪任务的解放军65军194师奉命开赴东北，准备入朝作战。次年2月，时任580团特务连火箭排排长的刘树庚和战友一起，从封冻的水面跨过了鸭绿江。

　　入朝后不久，第五次战役打响，580团初战临津江。“战斗十分惨烈，英军在对岸用炮火封锁江面，敌机在空中反复轰炸，江水里、江岸上都是战友的遗体。”刘长庚老人难过地说，“刚入朝时，火箭排有30个战士，等到熊潭里、云岳山、五龙洞等几场战斗打下来，全排只剩下了5个人。”

　　1951年5月，194师开赴金谷里执行机动防御任务，火箭排奉命阻击敌军坦克。“敌坦克数量众多，我们虽然阻击成功，但火箭筒的杀伤力不足以将坦克炸毁，打完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

　　金谷里之战，580团在粮食、弹药匮乏的情况下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火箭排在山脚的掩体里坚守了两天两夜。第三天清晨，敌军从后面包抄过来，将我们合围。”由于掩护火箭排的步兵已经撤退，刘树庚和战友只能孤军奋战，但“手中除了火箭筒，没有其他武器。”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5人不幸落入敌军牢笼。

　　国旗在战俘营升起

　　被俘后，刘树庚被关押在釜山西南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在战俘营，他不仅要忍受饥饿、寒冷、劳役的煎熬，更承受着精神上的压迫。

　　“志愿军战俘一旦表达爱国情怀，就会遭受毒打和酷刑。但爱国的难友们还是自发建立起‘回国小组’‘爱国主义小组’‘抗美援朝同盟’等多个地下组织，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刘树庚是战俘营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一名小组长，“敌人实施高压管制，我们就用传纸条、打旗语等隐蔽的方式秘密传递信息，组织绝食、游行等反抗活动。”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首次会议在开城举行。围绕战俘问题，敌我双方在谈判桌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52年春，敌人使出“在自愿基础上遣返”的花招，要对每个战俘进行所谓“甄别”，意图胁迫中国战俘拒绝返回祖国。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声援谈判，战俘营地下组织作出决定：立即赶制一面五星红旗，在敌人强迫进行“甄别”时挂起来，以此表达“誓死回国”的坚定信念。

　　然而，在战俘营看守的高压统治下，制造一面五星红旗谈何容易。“没有红布，难友们将一幅白绸子用红药水染红；没有黄布缝制五角星，就用医治疟疾的奎宁水把白布染黄。难友们用自制的针线，精心设计、剪裁、缝制。”天快亮时，国旗终于制成。在风雨掩护下，几位难友躲避着战俘营的探照灯，将卸下的帐篷支柱用铁丝绑扎成十多米长的旗杆，竖立起来。第二天清晨，一面五星红旗在战俘庄严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此时，战俘营看守如梦初醒，大声喊叫起来，同时拉响枪栓，命令降旗。“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起自己的国旗！”爱国战俘纷纷围住国旗，一边高唱国歌，一边呐喊“我们要回国！”“要求派战俘代表去谈判现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丧心病狂的看守扣动了扳机，刘树庚眼看着难友倒在血泊中，用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和尊严……

　　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在抗美援朝之前，刘树庚已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解放军战士。20岁参加革命，跟随冀东军区独立第五师转战河北、平津、山西、陕甘宁。在河西务战斗中智擒伪乡长，玉田亮甲店战斗中勇救战友，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正是这些战斗经历锤炼出他不怕牺牲的顽强斗志。1952年4月，“联合国军”不顾我方强烈反对，悍然在各战俘营开始进行所谓“甄别”，对敢于提出回国的战俘给予疯狂的迫害。刘树庚的左臂被强行刺上了“反共抗俄”四个字。面对敌人的威胁和利诱，他始终不为所动，“就是死也不背叛祖国！”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同年8月，历经两年抗争、九死一生的刘树庚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回国后，他将胳膊上耻辱的印迹刮掉，重新刺上了“保卫祖国”四个大字。

　　1954年7月，刘树庚服从组织安排，复员回到家乡——芦台农场花牛村。回乡50多年来，他先后担任过生产队大队长、村长等职，始终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以一名复员老兵的身份，为家乡经济建设出力。如今，刘树庚老人又成了乡村文化活动的积极分子，组织村秧歌会、评剧团，到四里八乡演出。

　　再回首，往事如烟。虽然坎坷一生，但无论是在烽烟四起的解放战争时期，还是在艰苦卓绝的朝鲜战场，无论在部队，还是在乡村，刘树庚始终牢记自己是一名党的战士。老人说：“不管身处何种境地，祖国永远在我心中！”孟宪辉 胡杨／文 郑文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