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知书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此殿面阔五间，四周有长廊与澹泊敬诚殿相连。初建时，康熙皇帝曾提名为“依清旷”，并在这里读书习字，引见官吏。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改题为“四知书屋”。“四知”源于《易经·系词》里的“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弘历改题“四知书屋”时，曾作《四知书屋记》阐述了“四知”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盖微柔阴也，彰刚阳也，阳动而阴静，动无不由静，彰无不由微，刚无不由柔。然而柔能制刚，微能掩彰，静能制动，此乃圣人扶阳抑阴之本义，正心敕政，以及用兵不可不深知所几而作，不俟终日者何如？其凛凛哉！”这正是乾隆皇帝“刚柔相济，恩威并施”的治世思想的体现和统治手段所达到的最高境界。

四知书屋现有的陈列布局是根据嘉庆初年宫中《陈设档》复原的，中间为过道，东稍间为休息和更衣之所；东次间是接见少数近臣之处；西间是接见重臣、贵宾、军机大臣之所。

东稍间为暖阁，安有二进落地隔扇罩，正中设有紫檀雕光宝座床，可座可卧。床正中放一炕桌，两边铺设坐褥，隐枕。东山墙上有嘉庆十三年（1808）手书贴落：“刚柔相济政胥协，藏显咸孚治允宜”。以示嘉庆对乾隆所倡导的“四知”的理解、推崇和继承。西山墙悬有一幅乾隆帝御题的字轴《戏题兰》，轴宽88.5厘米，高22厘米，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诗文是：“泽兰自者拟骚人，南国移术塞地新。水土不谙风月异，芳菲强弄鲜精神”。诗后有“乾隆宸翰”“陶冶性灵”两方印。乾隆皇帝以流畅自然的手法描写了泽兰这种植物。这种花从前被比喻为花中的文人，从南方移到塞外这个新地方来，虽然水土不服，气候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打起精神，将美丽献给人们。作者即景抒情，构思精致，在看似平常的诗句里蕴含了绵绵余意。

东次间是皇帝接见少数近臣的地方，正中设有紫檀宝座，围屏；靠北壁置架几案，摆有钟表、古玩等，地中间放有薰炉，靠南窗放紫檀绣墩。屋子虽小，却摆放有序，处处体现出皇家气派。

中间过道以两道落地隔扇为墙，分隔东西次间，南北隔扇打开即形成一个自然通道，连贯澹泊敬诚，四知书屋，烟波致爽。

西间，是两间联在一起的通敞式大房间，靠西山墙设宝座床铺，地上有铜薰炉以备薰香之用；宝座后面是黑漆边点翠花卉围屏十二扇，上面有乾隆时期名臣刘墉题诗，金廷标画十二月的花卉图。墙上两侧嵌有玉蟠桃献寿挂屏，紫檀嵌博古挂屏及乾隆各种贴落。宝座两侧有红几，几上有折扇，玉山子，康熙书临米芾的试卷盒，紫檀嵌玉册盒，地上有铜珐琅薰炉。窗下两侧各有四把紫檀椅。当年，这里是皇帝小朝的地方，许多重大的军机政务都是在这里决定的。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刚刚从伏尔加河流域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赶到承德入覲。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接见了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内单独召见了渥巴锡并与之亲切长谈。渥巴锡向乾隆皇帝面诉了他们悲壮的东返过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通过促膝长谈，使乾隆了解掌握了土部王公们的政治关系和基于不同政治环境而产生不同政治要求，对清政府完善收抚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到承德为乾隆皇帝祝贺七十寿辰，乾隆皇帝对此极为重视，不但赏赐大量物品，还敕巨资修建了班禅行宫——“须弥福寿之庙”供其居住讲经之用。在澹泊敬诚举行隆重万寿庆典时，乾隆皇帝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接受蒙古王公、扈从大臣和外国使节的庆贺。接见仪式完毕，乾隆皇帝又引班禅至四知书屋落座。规格之高，礼遇之重都是前所未有的。六世班禅的觐见对促进各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乾隆皇帝还多次在四知书屋接见重要的王公大臣，国内少数民族首领和西藏政教领袖，表示了对他们的特殊恩崇和忧恤怀柔之意，是清政府“怀柔远人”的民族政策的继续和延伸。

此外，四知书屋还是皇帝“勾到之处”曩时勾到之地，宫内懋勤殿，圆明园在洞明堂，香山在勤政殿后，致远斋之东，正直和平楼下，避暑山庄在依清旷。由于清代复审京城死刑案件的“朝审”和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秋审”都在秋季送请皇帝决定。此时正是清帝木兰秋狝，驻跸山庄之时，故慎理刑名也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内容之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四知书屋殿在山庄宫殿中所具有的功能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