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回首60年——寻访志愿军老战士
英雄医院的一千多个日夜
——访抗美援朝老军医何锦章

何锦章老先生向记者讲述救治志愿军伤员的经过。

　　  “抗美援朝不过江，保家卫国不扛枪。”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虽然没有手握钢枪、在前线浴血奋战，但他们夜以继日地在手术台前救死扶伤，为保家卫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就是可敬可爱的军医们。

　　“1950到1953年，在安东(即现在的丹东)第六陆军医院，我度过了永生难忘的一千多个日夜。”日前，在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军医何锦章家中，77岁的何老先生向记者讲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抗美援朝不过江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了保家卫国，年仅17岁、正在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习的何锦章提前结业，来到安东第六陆军医院(以下简称六院)实习。

　　“10月15日，我和同事们唱着《共青团之歌》踏上了驶向长甸河口的火车。就在大家换上志愿军军装准备过江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停止过江，就地接收志愿军伤病员。”何锦章回忆，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后，一路打到了鸭绿江畔，六院原定的入朝计划因此搁浅。

　　何锦章告诉记者，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当时的六院分成了三个所：野战所、内科所和重伤所，分别设在安东、灌水和宽甸满族自治县。“铁路修通后，大批伤病员被转送回国。最多的一次，宽甸重伤所接收的伤员达到两千余名。病房不够，就借用旅馆、学校，在操场上搭帐篷。民兵、妇女会的同志自愿来护理伤员。一个炊事班做不了那么多人的饭，就请当地群众做好送到医院。当时有老乡开玩笑说，宽甸半个县城的饭都是医院开的。”

　　伤员从前线转送到医院后，需要根据伤情进行分类。“首先看胳膊上是否系有红布条，有红布条的是危重伤员，要优先治疗。其余伤员则根据前线医生开具的伤票，对症治疗。”何锦章回忆，“为了防止传染病，伤员入院后一律先理发、洗澡、更衣，将身上的衣物烧毁，并更换石膏和绷带。1951年春天，伤员中出现过回归热和斑疹伤寒，后来给前线战士发放了灭虱药，又采取了多项卫生防疫措施，这才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

　　身为重伤所手术组医生，何锦章的工作异常紧张。“一次战役到三次战役期间，手术组只有4位医生、4名护士，为了救治伤员，大家夜以继日地工作。上午给伤员做检查、会诊、换药，下午两三点上手术台，常常做手术到凌晨。肚子饿得不行，就到豆腐房买块豆腐充饥。”何锦章说，“1951年到1953年间，全国各地派出志愿医疗队支援前线，先后从青岛、上海、重庆等地来了5个医疗队，医院的医疗力量大大增强，我们这些年轻医师也从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

　　宽甸紧邻鸭绿江，经常受到敌机的骚扰。“开始有的同志害怕，会跑到防空壕躲避一下，后来就习以为常，该干什么干什么。”何老先生笑言，“敌机来的时候常常断电，我们就点着汽灯继续做手术。好在敌机只是低空飞行，没有投掷炸弹。”

　　在手术台上为伤员输血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六院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血液和药品的短缺。“手术很多，血液不够用。丹东地区很快组织起了输血队，献血者有机关干部，也有医院周边的农民。医护人员的血型都进行了登记，一旦有需要，随时伸出胳膊。”身为支部宣传委员、医院输血队队长的何锦章，一年献过五次血。“有时正在做手术，伤员需要输血，而储备不足，只要血型和自己一致，就抽自己的血，抽完粘上胶布，洗净手再继续手术。”看到记者惊讶的神情，何老先生说，“在当时的环境里，这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谁都会这样做。”

　　虽然医疗物资匮乏，但医护人员用智慧创造了奇迹。“没有石膏床，我们就在房顶钉上钉子做固定；缺少绷带，就从当地买来白布，撕成一条一条，用过的纱布经过清洗消毒，卷起来继续使用；药品短缺，就采取局部给药的方法，比如关节化脓，如果全身注射抗菌素需要的药量较大，就只在伤口处注射十万单位青霉素。许多战士冻伤了脚，没有吗啡，就在足三里处注射麻药止痛。”

　　在重伤所，医护人员给伤员擦脓血、掏大便是常事。“到老乡家去借东西，人家说我们‘衣服穿得挺干净，身上怎么那么臭啊！’”最令何锦章难过的是看到伤员去世。“在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血清，一些患气性坏疽、破伤风的伤员没能得到救治。”何老回忆，“有一个伤员，脑子里残留着弹片，没有条件做开颅手术，经过保守治疗有所好转，还帮着护士挑水。一天却突然昏迷不醒，呼吸停止，我们医护人员为他轮流做了8个小时的人工呼吸，也没能抢救过来。后来给他做了腰穿，抽出来的脊液里都是脓。”

　　为了抢救伤员，何锦章每天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腿上常常站出出血点。冬天没时间烧火，晚上做完手术他只能睡凉炕。有一天手术较少，同住的医生在炕洞里升了火。终于睡上了热炕头，疲惫不堪的何锦章很快就睡熟了。因为灶上没有放锅，半夜里，灶火引燃了他的衣服和被褥。“差一点就葬身火海，幸亏同住的医生被呛醒，把我拖了出来。”

　　何锦章告诉记者，凝固汽油弹造成的伤口最令伤员痛苦，尤其在夏天，烧伤创面一夜之间就生出蛆虫。他常常凌晨三四点起床为伤员挑虫、换药、包扎。遇到重伤员，干脆睡在病房外的走廊里。由于工作耐心细致、认真负责，在抗美援朝期间，何锦章三次荣立三等功。

　　时刻被战士感动着

　　“是什么精神促使您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地工作？”记者问。何老先生说，除了医生的责任和军人的荣誉感外，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也时时刻刻感动着、鼓舞着他。

　　“伤员廖贻训只有19岁，是66军的文化教员。在1950年冬天的清川江战斗中，他不幸负伤，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爬了三昼夜才找到部队。他的四肢冻伤严重，右脚蹠骨、踝骨关节被炸碎，部分组织已经坏死，医生、护士们日夜替他按摩治疗，想要使坏死部分恢复血液循环，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截去他的双脚和九个手指头。他却很坚强，还想用剩下的右手拇指为祖国和人民做点事儿。”廖贻训转院时，何锦章把自己珍藏的一本《斯大林传略》送给了他。

　　“像这样的事迹还有很多很多。”何锦章说，“在重伤所，我做了很多截肢手术。有的战士双臂、双腿都被截掉了，却不叫苦、不悲观。这么多年轻的战士都为国家献出了青春、健康，乃至生命，我们怎么能不任劳任怨地工作，给他们带去一点温暖和赤诚呢？”

　　时光悄然流逝，当年的战争遗迹与参与者都已逐渐融入历史长河。“志愿军是英雄的军队，第六陆军医院是一所英雄的医院。”何老先生说，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付出的代价超乎想象。“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奇迹，依靠的就是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不屈不挠、不骄不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它们能够永远传承下去。”

　　1981年，何锦章从部队医院转业到华北煤炭医学院创伤研究室，从事煤矿创伤急救技术、截瘫病人康复的研究。1993年离休后，何老先生曾开办过一家小诊所，让困难五保户免费就医，普通病人看病低收费，希望借此实现人人病有所医的心愿。

　　（胡杨、赵春卉／文  刘云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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